同志形婚是一门持久生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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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合作关系的婚姻隐秘而真实，有人还在做他们的红娘

　　摘要：同志间的形式婚姻是中国社会完全接受同性恋前的一种过渡，亦是其夹缝式生存的一种表现。但是这能否成为一门持久生意？仍存在巨大变数。

　　文_《中国企业家》记者 金今　编辑_房煜　摄影_史小兵

　　如果一位中国男性过了25岁，并且长得不错、工作不错，只是仍然单身，一般来说家人和同事就会开始为他操心，张罗着介绍对象。赵楠就是这样一位在上海工作的外地青年，今年28岁，不仅有一份不错的工作，还打理着两份小生意。2015年春节前夕，想着又要回家见父母，他觉得自己该考虑结婚了。

　　这并不仅仅是一个适龄男青年应对催婚的故事。赵楠想找的对象是一位拉拉(Lesbian的简称，意为女同性恋者)，他自己是男同志(即男同性恋者)。准确地说，赵楠寻找的是一位“形婚对象”，不管领证与否，至少在家人和熟人面前，他们过上了主流且“正常”的生活。

　　在中国一线城市，越来越多的年轻同志在考虑形婚，他们觉得相比“同妻”、“同夫”，这至少是进步。与“同妻”、“同夫”不同的是，同志间的形婚并不存在性取向的隐瞒，而是建立在共同目标之上的一种合作关系，他们仍然有各自的伴侣和生活。

　　正因为赵楠们的需求真实而隐秘地存在着，“形婚红娘”生意随之崛起。彩虹佳缘、中国形式婚姻网站就是其中的代表。简单说，它们就是同性人群的世纪佳缘，是形婚者的网上红娘。不过，形婚红娘也面临着不小的社会压力。当今社会对同性恋仍旧存在歧视与不解，而当有人想把形婚这样一种隐秘举措变成一门生意时，就注定了这条路不会平坦。

　　商机

　　身为异性恋的廖卓营创办了同性社交软件同志公园和拉拉公园，为了了解这个群体的需求，他曾一天与一千多名客户线上聊天。从拉拉公园APP上线伊始，就经常有男同志混进论坛寻求形式婚姻，并且屡禁不止。廖卓营就想，既然有这么多需求，何不正式将其做成一门生意？于是就有了2015年上线的“严肃男同女同形婚互助交友平台”APP彩虹佳缘。

　　廖认为，同性群体寻求形婚，最看重的是四点：安全、隐秘、高效、便捷。

　　产品经理傅盈盈在记者面前演示着这款APP的某些功能，比如对男同而言，第一项注册信息就是“角色”定位，分三种，1、0.5和0。1和0分别代表着在亲密关系中偏男性和偏女性的一方，0.5则没有明确的角色划分。后面还有一些类似异性恋婚介中常见的选项，比如身高、年龄、民族、户口、有无车子和房子，还有特别一点的，比如婚后要不要小孩，要小孩的方式有以下选项：试管婴儿、针管受孕、代孕等等。彩虹佳缘会根据类似选项为用户筛选适合的形婚对象并安排他们见面。

　　廖卓营举了一个简单例子：“比如大多数男同都希望拥有自己的孩子，我们就会帮他们找那些不想要孩子的拉拉，这样婚后就避免了很多纠纷。”首席形婚顾问张晓雨告诉《中国企业家》，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社会地位上，女同群体比男同群体更加弱势，试管婴儿对身体伤害也比较大，即便采取其他方式，对很多拉拉来说也是额外负担，这时候她们往往会要求经济补偿。

　　廖卓营并不是第一个发现这片隐秘蓝海的人。他并不讳言彩虹佳缘一些注册信息选项最初参考了中国形式婚姻网站的设定。中国形式婚姻网站自称是中国最早、规模最大的形式婚姻网站，目前已有接近40万人注册，并已有将近5万对人士通过网站找到了形式婚姻。

　　形婚的难度比通常的婚姻更大，痛点更多。“寻求形婚的同志对对象的要求往往比普通男女谈婚论嫁的要求更高。”青岛大学医学院教授张北川说。打开彩虹佳缘的公号，你会看到类似文章，比如《形婚为啥这么难？》。文章中有这样几条标题：没有爱作为基础、现实目的性更强、找“靠谱”的对象不容易、各种法律问题让人头痛、孩子的问题、三人行或四人行的困境……

　　最初，赵楠在豆瓣上寻找形婚对象，很快接到各种私信。一些人上来就问他收入、车子、房子的问题，然后他再看对方条件，发现“也就那样，她们凭什么对我要求那么多呢？”还有一些“第三者”找他，希望在等待男人离婚的过渡期让他暂时充当肚子里孩子的爸爸。赵楠说他不会做这种明摆着对谁都是伤害的事。

　　他试着通过形婚交友软件找到一个同样在上海打拼的拉拉，一位漂亮的P(即Pretty Girl，打扮或性格偏女性化)。对方是90后，刚开始要求赵楠承担将近20万的彩礼，赵觉得姑娘是一个靠谱的人，并没有欺骗的意思，于是认真地将彩礼谈到10万，再后来对方主动承担10万，只是希望不生孩子，也不领结婚证，赵楠接受了。再后来他们见了双方父母，赵楠花了七八千块钱拍了一套两人的婚纱照。可就在婚礼前，姑娘反悔了。

　　有了这次经历，赵楠觉得下次应该找年长一点的，“至少性格稳定，知道自己要什么”。他觉得对于任何真正寻找形婚的人来说，这都是一件严肃的事，如果在付出很多时间精力后有一方突然反悔，对另一方来说都是很大的消耗和折磨，“而且你还要花费更大的力气跟家人解释。”

　　何慧已形婚几年，是拉拉中的T(即Tomboy，打扮或性格偏男性化)。“我生在一个大家族，如果不结婚，这个压力我真的扛不住。形婚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她说。但是她与形婚对象并没有领结婚证，不打算要小孩。因为没领结婚证，何慧与丈夫财产独立，并且两家都在外地，回家探亲或者各自父母来京，费用都会分开承担。“如果不要小孩，我建议形婚的最好不要领结婚证，并且钱一定要分清楚，这样会避免很多麻烦。”

　　何慧参加过一次形婚Party，谈到对形婚对象的要求时，在场女同们不断说着户口、车子、房子……何慧忍不住：“你们想好自己要什么了吗？”在她看来，很多同志选择形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过上社会规范认可的“正常”生活，或尽孝道，那么如何简洁高效地维护好表面的形式就是最重要的。“如果双方不要小孩，那就不需要结婚证，那对方的车子房子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何慧觉得之所以很多拉拉有这种想法，关键在于“不够独立”。她觉得形婚就是“建立在好朋友基础之上的长久合作关系”。

　　悖论

　　同性市场号称价值3000亿美元，形婚只是一个细分市场。目前，拉拉公园共获得三笔融资，廖卓营的胆子也大了一点。拉拉公园用户数已突破200万，彩虹佳缘用户也已突破20万。但相比拉拉公园，彩虹佳缘的活跃度远远不够。原因说起来比较特别，因为很难保证男同和女同长期活跃在同一个平台。虽然他们都是社会中的少数人群，但彼此间知之甚少。

　　一般的交友软件，都往往要在色情边缘地带游走，比如陌生人交友软件陌陌，至今无法洗刷“约炮神器”的名声。但是，在形婚市场，这样一个暧昧却有效的粘合剂，消失了。

　　“男性都是下半身动物，他们之所以经常登录男同交友软件，很多都是为了男色。”赵楠很直白，“一个男同是没有兴趣知道女同在干什么的，除非他们有形婚需求。”

　　从同志公园到拉拉公园，廖卓营也感觉到两个群体的巨大差异。“与男同不同的是，很多女同恋人两地分居，甚至一两个月才聚一次，但只要互相关心、有人陪伴就已足够。”他说。与男同的肉体自拍不同，女同之间更愿意分享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和一些心情，偶尔也会秀个腹肌，“但更多是励志，不色情”。

　　出路也许就在O2O。廖卓营也参考了很多国内异性恋交友、婚介网站，发现如果这门生意不能发展到线下，是没有多少前途的。现在，有形婚需求的同志可以在线预约线下见面，彩虹佳缘会与征婚人签订婚介合同和保密协议，通过资料筛选出与之匹配的形婚对象，每次安排用户与四五个对象见面。在廖卓营及其团队对线下空间的设计中，这些人见面时都很隐秘，彩虹佳缘不相关的员工不会知晓其身份。

　　赵楠试着打过热线咨询。“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如果一项服务一上来就要收费，而且超过一千块钱，我就会犹豫这值不值得。”因为自己也做生意，他会琢磨产品的粘性和优势到底在哪儿。他理想中的形婚平台并不需要包办太多东西，只要有足够好的内容同时留住男同和女同，并且在有需要的时候还能互相交流就可以，“这样的平台恰恰是目前缺少的。至于他们发展到哪一步，由他们自己决定。”

　　产品经理傅盈盈正着手为软件添加一项新功能，用户无需登录就可以在类似贴吧或论坛的空间畅所欲言，交流想法，而不像现在——新用户面临一大堆资料填写。“这个为了用户资料安全考虑的设置反而会在一开始让人没有安全感。”一位用户说。

　　扮演形婚红娘的中介到底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一直都是廖卓营努力思考的问题。在咨询了很多律师意见后，他认为彩虹佳缘能做的也只是在帮助审核个人信息真实性的基础上，安排更加安全、高效、隐秘、便捷的见面，提供一些法律咨询，其他的，做不了。

　　他与一些同行交流过想法，“他们都觉得做形婚中介太费劲。”在现阶段的中国，形婚是为了掩盖一些问题，风险亦不小。形婚本身往往是一系列问题的开始。

　　争议

　　彩虹佳缘上线后，一些声音让廖卓营始料未及。一些LGBT(即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平权组织人士认为，如果形婚成为一门生意，就是鼓励更多同志选择沉默，而不是勇敢出柜(即公开自己的性取向)，这是种社会倒退。更严厉的批评就直接指责他是异性恋在赚同性恋的钱。

　　“婚姻说到底是两个成年人自己的事，与他人无关，只要两个人之间不存在欺骗，就没有问题。”廖卓营说。但他会告诉打算形婚的同志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就像都知道抽烟有害健康，但你有选择的权利。”世俗婚姻也存在风险，形婚风险显然更高。如果彩虹佳缘刻意回避这些问题，廖认为那是不道德的。所以他建议，不要轻易尝试形婚，一旦决定开始，需做好充足准备。

　　两位资深业内律师告诉本刊，在其多年从业经历中，尚未碰到过形式婚姻的离婚案。在法律上，也不存在“形婚”概念，只要双方领取了结婚证书，在法律上就是夫妻关系，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都受相关法律约束。

　　张北川就介绍过几对年轻人形婚。在他看来，形婚与同妻性质完全不同，只要不违背“自愿”和“无伤害”这两大原则。他说，“让社会真正接受同性恋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形婚只是一种过渡”，也是一种“夹缝里的反抗”。对于一些认为形婚是社会退步的声音，他说每个身在其中的年轻人面临的困境都是具体而细微的，不是一两句口号那么简单。他认识一位二线城市的女孩，她并不是拉拉，而是一位无性恋者(即没有性欲望的人)，她选择与一位男同志形婚的唯一目的就是想要自己的孩子。

　　知名男同交友软件Blued创始人耿乐认为，就个体而言选择形婚无可指责，但如果将其作为一门生意，这多少有点“道德瑕疵”。因为本身是同志身份，他知道这个群体处境艰难，但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勇敢出柜。一些主流媒体和社交软件都做过社会对同性恋看法的调查，从数据上看大多数人都已经接受同性恋这一现象。

　　但事实没有那么乐观。“前不久刚扮演过同志爸爸的某明星就公开表态，他不能接受自己的儿子是同性恋。”耿乐说。廖卓营也见过很多例子，当谈及别人家孩子的时候父母会很宽容，但一旦得知自己的孩子是同志，很多家长还是接受不了。

　　有着不错的外形、温和有礼，慕小北和赵楠一样，在熟人和同事眼中是条件不错的单身汉，但只有不多的人知道其单身的真正原因。父母、年龄、舆论、经济状况，是他谈话中出现的高频词汇。但“父母”永远是最大的坎儿。“一些人告诉我，他身边但凡出柜的同志，最后父母都接受了。”记者对慕小北说。“表面上接受了，但是心里呢？”他反问，“我并不在意别人怎么看我，但我在意他们用什么样的眼光看我父母。说句不孝的话，如果我的父母不在了，我随时可以出柜。”

　　几乎每个接受采访的对象都认为，如果他们现在十分有钱，或许选择会不一样。“对于耿乐这样的成功人士，他们提倡勇敢出柜当然有积极意义，但要让一个屌丝出柜，这完全是不同性质的事情。”赵楠说。

　　在经济层面，女同群体更加没有安全感，因生育或其他情况，经济补偿是常见的解决方式。并且，或因文化使然，形婚中的男同以及亲密关系中的T，往往背负着更大的经济压力。张晓雨就见过一位T，因为忍受不了日常开支而经常在朋友圈抱怨。而慕小北认识一位已形婚五六年的男同志，因为有孩子，并且由他承担家庭主要开支，“他说他不知道还能撑多久。”

　　学者李银河长年努力促成同性婚姻在中国的合法化。中国也公开举办过一些颇有影响的同性婚礼，尽管同性恋在中国法律中并不违法，但同性婚姻也并不受法律保护。

　　婚姻关联着诸多特权及优惠，比如买房、孩子的户口，“特别是一些在事业单位上班的同志，这些对他们更加重要。”廖卓营说。在同性婚姻不合法的情况下，形婚就成了通往那些权利的替代方案。

　　现实

　　中国形式婚姻网站站长林海称网站已实现营收平衡，他认为对中国的形婚市场来说，未来至少还有二三十年的需求。而廖卓营认为，五年就够了。“未来的变化很难说，”他告诉《中国企业家》，“这就是一门过渡的生意，也可以看作未来其他形式的入口。”

　　张北川根据大量科研结果推算，约有2%至5%的中国成年男性自认为是同性恋或双性恋。并且，形婚仍不是这一群体的主要选择。其最近刚审核完一篇研究中国男同性恋人群的论文，其中一项数据令他印象深刻，文中提到在中国二、三线城市，仍有70%以上的男同志选择与异性恋的女性结婚。

　　相比同妻同夫所带来的各种悲剧，形婚算是一种次优选择。但也形态各异，百味杂陈。

　　耿乐见过只是为了要回结婚戒指而打官司打得精疲力尽的形婚双方。也有人见过形婚后，一方爱上了另一方，而另一方并没有改变。何慧知道一个特例，形婚后双方真的相爱了，她笑着说，“这不是最完美的结局吗？”

　　夏雪说自己很幸运。她不认为自己是同性恋，只是喜欢的人恰好是个女孩而已。她在豆瓣上找到了很投契的形婚对象，在最初的半年，他们会约上各自伴侣进行四人约会，很快四个人成了好朋友。如果女孩们在外受了欺负，男生们会挺身而出。夏雪说她和丈夫都不是特别看重钱的人，有时候一起逛街购物，丈夫的男友还会帮腔不让她们结账。

　　夏雪形婚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想要孩子，也领了结婚证。“我们会全身心地爱孩子，”她说。

　　“你打算以后告诉孩子真实情况吗？”记者问。“我们不会刻意回避或告诉，等他慢慢长大懂事了，自然水到渠成。(形婚对象)人品很重要，更何况他还很帅，对孩子的基因也好啊！”夏雪和女友同时笑出声来。

　　夏雪觉得对社会来说，真正接受同性在一起还为时尚早，“不必以‘形婚’来看待我们的事，就像单亲家庭、同性恋家庭一样，我们只是组建了一种新的家庭形式而已。”女友即将于下周形婚，接下来的几天，夏雪会很忙。

　　赵楠说，如果30岁前找不到拉拉形婚，他就会选择与一位异性恋的姑娘结婚。不像一些完全无法接受姑娘的男同，他说自己可以接受与异性的亲密接触，虽然并不喜欢。